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2000年第十二期的《“功德林”“秦城”记事》一文中披露，1956年1月11日上午9时，姚伦（电视剧《特赦1959》中王英光的历史原型之一）站在功德林大礼堂的讲台上，面对的是“集中到这里的近200名原国民党党政军特重要骨干”。
姚伦给功德林战犯开大会，宣布“从现在起，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亲友访问……彼此之间的称呼，一律称同学，不久将要组织大家参观”的时候，沈醉还没有从重庆转入功德林——他是1956年10月之后才来的，沈醉来的时候，功德林已经有很多高级特务了。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我在战犯管理所和监狱见到过的熟人，如军统局军事情报处正副处长鲍志鸿、胡屏翰、张柏山，训练处正副处长郑锡麟、李修凯，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外勤区站长等就更多了，如文强、章微寒、李俊才、陈旭东……等数以百计的军统骨干分子……我在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将军一级的军统大特务有二十多人，如张严佛、文强、周养浩、徐远举……”
沈醉的记录并非自相矛盾，因为他在进入功德林之前，还在重庆呆了五六年，换了好几个“单位”学习改造，他在重庆的“同学”并不是都有资格进入功德林跟那些中将司令、中将少将军长师长做“室友”的。
沈醉刚进功德林，同组其他人都是正规军将军，他们就是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等十来个人，沈醉只认识其中的王耀武：“‘八一三”’海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师长，率部在上海附近的罗店前线抗拒日军。我那时是军事委员会派往罗店、浏河前线的随军情报组组长，经常带着组员到前线各驻点调查、了解情况，每天向上海和南京发报两三次。”
黄维性格倔强，而且一向瞧不起特务，跟沈醉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王耀武则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再加上他已经是“学习委员”，所以对沈醉很热情也很关心，但我们细看沈醉回忆录，就会发现王耀武这个堂堂中将司令、抗日名将，其实也是颇有做特务潜质的，而跟王耀武同样具备特工嗅觉的中将司令还有两个，以至于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老蒋在选拔特务头子的时候用人不当，不该让毛人凤那个笑面虎接管“国防部保密局”。
其实正规军出来的将军当特务头子，也不是不可能的，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中记载，老蒋逃台后组建了一个能“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工作会、国防部第二厅、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台湾警备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内政部警察总署的“国家安全局”，首任局长郑介民，郑介民死后，副局长陈大庆继任局长。
黄埔一期的陈大庆毕业后一直在正规军任职，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一直升到第十三军第四师师长、新编第二军军长、第二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并在1945年3月晋升中将，他晋升中将的同时，戴笠和孙立人也同一批由步兵上校晋升为陆军少将。
陈大庆当“安全局”副局长、局长之前，还当过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首都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官、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官兼淞沪警备司令，看起来正规军中将司令“转行”当特务，还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熟悉蒋系特务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除了中统，大多数特务有属于军队建制，也都有军衔（有些在军中有职务的中统特务也有军衔），跟中统并称三大特务机构的军统和二厅，全名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后来改成了“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先叫“军令部二厅”，后来叫“国防部二厅”，郑介民当了很长时间“二厅厅长”。
将军级特务和正规军角色不是不能转换的，我们熟悉的“大特务”康泽（曾与戴笠、徐恩曾齐名）后来就成了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曾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是军统局少数中将之一，后来成了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被俘时的职务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既然当年蒋系将军的身份可以转换，我们就可以探讨这样的问题了：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见到的蒋系中将司令，哪三个也适合当特务，甚至有能力当保密局局长？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只从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中寻找有“特务潜质”的中将司令，第一个入选的，就是曾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杜聿明。
杜聿明在云南“挤走”龙云，用的就是非常规手段，当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后，嗅觉依然灵敏，他从郭汝瑰身上嗅出了地下党的味道，也看出了吴化文的“反心”。
杜聿明向顾祝同举报郭汝瑰是地下党，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就不用笔者废话了，更神奇的是他居然在济南战役前就提醒王耀武：“吴化文反复无常，表面服从而内心诡诈，靠不住，要注意他。”
王耀武当然知道吴化文过去换了几次阵营，却还想以高官厚禄和武器装备拉拢，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人说王耀武当时根本就不想死守济南，他明知道吴化文可能起义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要以吴化文起义为借口放弃济南，还有人说王耀武也曾怀疑过郭汝瑰，那个对杜聿明说郭汝瑰是卧底的人就是王耀武。
《纵横》2010年第八期的《蒋介石身边的红色间谍——郭汝瑰将军二三事》有这样一段描述：“新中国成立后，当杜聿明、郭汝瑰又见面时，二人有如下一段对话：杜聿明：郭汝瑰呀郭汝瑰，当年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郭汝瑰：各为其主嘛。杜聿明：你那时就和共产党有联系？郭汝瑰：是的，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杜聿明：从山东方面。郭汝瑰：这人是谁？杜聿明：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郭汝瑰：那么，你为什么不告我呢？杜聿明：告过，只是没有起作用。”
“山东方面”那个人是不是王耀武很难说，但王耀武被俘后还能套出重要情报，连沈醉都表示佩服：“开始时王耀武并不老实，他还是利用身边带的一些钱，以及仅有的手表、金笔一类东西，继续搞他那一套收买拉拢手法。有一次，他在理发时，由于他一向很大方，那位解放军的理发员便悄悄地告诉他，那个解放军官训练团不久要搬到济南去了。王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做好搬家准备，并把这消息告诉了一些熟人，当然很快就传开了。”
除了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还有个第一批特赦的中将司令其实也很适合去掌管老蒋的特务系统，他就是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
如果周振强工作生活在明朝清朝，他就是妥妥的锦衣卫指挥使或尚虞备用处协理事务头等侍卫、粘竿长头等侍卫兼充掌翊卫扈从事——跟岳云鹏在《唐探1900》中演的那个费扬古差不多。
沈醉跟周振强结过仇，对周振强也比较了解：“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卫士，据说现在全国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位在广东中山翠亨村中山故居安度晚年，另一位便是现在北京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特赦战犯周振强了（最近已被特邀为政协委员）。周振强是浙江诸暨县人，青年时期，在孙中山先生身边任卫士。黄埔军校成立，孙先生送他去第一期受训。毕业后，他又给蒋介石担任警卫工作，一直升到蒋的警卫大队长、教导总队旅长，后来才转任其他工作。”
诸暨人周振强是黄埔一期毕业，这符合了老蒋选拔特务头子的两个必要条件（黄埔毕业和浙江人），而且周振强力大无穷完全可以碾压沈醉，跟老蒋的亲密关系，沈醉也很羡慕：“周振强有黄埔一期的老招牌，并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从副官，这种亲信关系，非一般人可比。特别为人所共知的是，蒋介石曾经亲手打过他两记重重的耳光。在当时，能得到校长亲自赏两个耳光，不但不是什么耻辱，简直和当年皇帝老子赏穿黄马褂一样光荣呢！”
杜聿明、王耀武、周振强，这三个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中将司令都是黄埔生，而且跟老蒋的关系都不错，而沈醉不过是戴笠的“小徒弟”，在老蒋眼里也不过就是个能当打手的军统（保密局）管家而已，要在郑介民毛人凤之外选戴笠的接班人，怎么也轮不到沈醉。
第一批特赦的这三个中将司令，或者有做特务的潜质，或者跟老蒋关系密切，但他们都没有进入特务系统，也不知道是不屑当特务，还是觉得在正规军中更有前途，这也给读者诸君留下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毛人凤的能力显然远远不及戴笠，如果由您在上述三个司令中选一个军统（保密局）局长或“安全局局长”，是会选杜聿明、王耀武，还是会选周振强、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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